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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在进化过程中的“认知外包”促进了科技的发展与分工协作，每个人对科学技术进步的一知半解并不妨碍我们充分享受文明进步的成果。但新书《认知幻觉》提出，同样的不明就里却情绪化的判断会在公共政策议题的讨论中带来问题。科技变革所加剧的圈层化让我们更为容易陷入极端的“群体思维”，另一本新书《自满阶层》虽然是对美国阶层固化的观察，却也适用于我们去浇中产焦虑的块垒。
新书《知识幻觉》（The Knowledge Illusion）的两位作者，认知科学家斯蒂文·斯洛曼(Steven Sloman)和菲利普·费恩巴赫(Philip Fernbach)提出了一个“厕所实验”。实验很简单，问任何一个普通人是否了解抽水马桶的工作原理，几乎所有人都会说自己很清楚。然后，再让他们清楚解释一下抽水马桶的工作原理，大多数人估计讲上一两句就卡住了，很少有人能将厕所的工作原理一步一步清楚地列出来。
“厕所实验”恰恰凸显了我们之所以为人的长处与弱点。我们之所以异于动物，因为我们不有必要了解大多数技术的细节。抽水马桶怎么用，车为什么能开，互联网为什么相互连通，我们实际上不必须了解到背后的原理，却并不妨碍我们享受新技术带来的便利，我们大家可以熟练使用抽水马桶、开车、上网。因为人是群居物种，在协作的环境里进化。每个人个体的思维能力都非常有限，但大量知识却可以是通过群体传播的，每个人的大脑都有限，但群体的智慧和创造却可以在“云端”存在。按照作者的说法，人类的进化符合所谓“蜂巢思维”——擅长合作，依赖直觉，但头脑之间的界限很模糊。
不过，“厕所实验”也暴露出我们认知的弱点。我们自己以为我们懂了许多，但是当被问到技术的细节时候，我们才可能想到自己的认知是想当然的、大而化之的。我们很擅长将技能外包给别人，只是大多数人通常意识不到到这一点。这种对群体智慧的依赖推动了五千年人类文明史的进步，因为在拥抱科学技术进步的过程中，个体缺乏对每一个新技术的了解而外包出去，恰恰是一种赋能，加速了分工与协作。但是，如果我们用同样的方式去解决社会问题，尤其是讨论群体所面对的公共政策问题，个体如果缺乏对政策细节的理解，却对应该实施什么政策形成了鲜明的观点或判断，就可能带来大问题。
在很多领域，人们都会在对一些议题一知半解之后产生强烈的情绪化的判断，而这种情绪化的判断特别容易因为群体的圈层化而难以听取圈层外的信息，进而形成某种极端的群体思维。由此来观察西方反全球化的情绪，可以有两种判断。第一，在政治领域，理想状态之下的贤人政治，应该超越民主或者群邙的政治。让对议题一知半解，却又以为对政策已经有明确判断，其实却不明就里的人，一人一票决定政策的走向，有可能选错路，也有一定的可能短视而缺乏长远视野。第二个观点，人类在政策议题上情绪化倾向的最好的制约是科学，这也是为什么科学体系被证明如此成功的原因。而政策领域内的科学体系，应该是法治。
在社交媒体时代，我们对圈层化与阶层固化的焦虑，背后还有一层观点很值得思考，那就是社交媒体不再是多元信息传播的大平台，而日益成为圈层化的助推器，这会把一些群体思维推向极致，而更无助于阶层之间的对话与协作，反而会加剧了层固化与阶层的隔阂。
另一本新书《自满阶层》（The Complacent Class）的作者、经济学家泰勒·考恩提出，美国正在失去激情，国民渐渐安于停滞，美国的创业精神也陷入了困境。生产力和生活水平增长缓慢，多元化被小圈子取代，正在带来更深远的后果。考恩对美国当下的观察，一样能让我们来解读日渐增长的中产对阶层固化——同样是圈层化——的担心。
在社交媒体上，我们被思维相近的朋友和粉丝包围，观点因而被进一步强化，变得更加极端。当虚拟世界日益替代实体世界的时候，我们走出阶层与其他阶层偶遇和互动的机会慢慢的变少，而当基于一知半解而不是透彻思考而得出的情绪化的观念传染成某种群体思维的时候，有限的互动也很可能“鸡同鸭讲”。
站在考恩的视角来打量信息技术（移动互联、大数据、人工智能……）这一未来经济发展的加速器，显而易见，如果放任信息技术的发展而不去努力改变其设置起物理与心理的新的藩篱，我们会在“自以为是”的懂得中变得“老死不相往来”，这无疑将让社会共同进步与融合变得更加困难。
按照考恩的观察，虽然在特朗普上台前“政治正确”在美国慢慢的变成了主流的意识形态，但由于经济发展加剧的不平等，财富取代种族作为社会分层的要素，其结果是美国社会日益以收入和学历分层，房价和租金将社区分隔，而高科技让婚姻的“门当户对”更为容易，都加剧了这种阶层的固化。美国的精英们在餐桌上交谈时可能会歌颂多元化，但实际上美国人正在把自己封闭在志同道合者的小圈子里。无论是物理世界还是虚拟世界，走出同类人的圈层都变得日益困难。
此外，科技的变革，并非理想中那样意味着不断突破局限，而是泛化为对人的欲求的更好满足。
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怎么去看待“宅”。宅男对应的是类似于“饿了么”这样满足足不出户需求的移动互联网创新业态。在津津乐道新兴服务业蒸蒸日上时，很值得点出“宅”的另一面——一种被动享受科技发展的乐在其中，宅在家里，高科技带来的各种服务可以递送入门。但是当慢慢的变多人宅的时候，他们对科技的应用已不再是进步与拥抱“改变”，而是把信息技术的变革变成维持现状、安于享乐的利器。
第二个是对美国梦之征服下一个边疆的解读。考恩在书中写道，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人有梦想——尤其是征服下一个边疆的梦想。航天、登月就是那个时代的梦想。而当下，拜科技所赐，大多数人非常容易就能感知这样的梦想。科幻电影逼真的特效让我们大家可以身临其境地感知火星漫步、星际穿越和宇宙航行。但是，如果问五十年代的人会对当下科幻电影中逼真的特效感冒么？答案是不会。因为按照当时人的想法和愿景，六十年后人类早就应该殖民月球、登陆火星甚至飞出太阳系了。他们怎能想象，人类再次登上月球，至少要再等上六十年？
还好，可谓乔布斯继承人的美国企业家马斯克似乎是新一代执着于突破梦想瓶颈的人。除了电动汽车之外，他一面醉心于私人航天的发展，希望成为登陆火星的新新人类，另一方面也在探求人类大脑的潜能，探求“脑机互联”的可能性。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说，马斯克是在重新唤醒这种对未来的梦想，哪怕是乌托邦。如果马斯克的“脑机互联”（参见《经济学人·商论》四月刊文章《我们能为你保存大把的记忆》）在不远的将来成为可能，人脑能直接——而不是通过群体的智慧——接入物理的互联网和云端，也许可能帮助跃升群体的认知。
在那之前，多几分谦逊，多几分自省，多几分换位思考，多几分对所在群体智慧的怀疑，很重要。因为，科技所塑造的圈层的边界已经日益强韧，而我们也越发难以理解，自己所认为的“真实”其实取决于自己的经验、自己的立场与自己的圈子。学习去看到世界上还存在别的各种不同的“真实”，培养一种跳出自己认知而倾听与关注别人眼中的“真实”，或许是对阶层固化焦虑的一剂解药。
